原标题：铜奔马——东西交融的“文化使者”

彩绘木轺车（汉代)

铜奔马 本组图片由甘肃省博物馆提供

雷台景区 （资料图）

祁连山武威段秋景 姜爱平

　　本报特约撰稿人 杨琴琴

　　雷台汉墓出土文物经整理后，于1969年12月被上调至甘肃省博物馆保存。经过前期修复，铜奔马率先走向国际舞台：1973年4月至1975年8月，它先后在法国、英国、罗马尼亚、瑞典等10余个国家展出，近500万各国观众目睹其卓越风姿，对铜奔马的造型艺术极为赞赏。

　　随着时间推移，铜奔马的文化意义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其重要性也通过官方认证逐步确立：1983年，其侧面剪影被确定为中国旅游图形标志，成为中国文旅的象征；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委员会鉴定，被确认为国家一级甲等文物，彰显其历史文物价值；2002年，又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成为受最高级别保护的国宝。

　　2020年，铜奔马凭借独特的造型魅力与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入选大型文博栏目《国家宝藏》（第三季）。节目中，它再次唤起大众对汉代文化的关注，也让这件承载着千年文明的铜奔马，从考古发现、国际名片，真正成为扎根大众心中的文化符号。

　　“天马”是汉代河西走廊的重要标识

　　汉代以前，甘肃已是东西方交流的交汇地带。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后，甘肃成为扼守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通道。因此，甘肃境内出土了很多汉唐时期的珍贵历史文物，尤其是青铜、陶器、木器等丰富多样的马匹文物，这些马匹也反映出汉唐时期东西方交往交流的繁忙景象。史书记载，中国汉民族在秦汉以前养马，主要是为了耕地或拉车，战马的品种不好。汉代初期，北方匈奴仗着兵强马壮常年侵扰汉族北方边境地区，汉代军队因为马匹的速度和耐力比不过游牧民族的马，所以战争经常失利。

　　汉武帝时期，为进一步加强军队中骑兵的力量，巩固边防，派张骞出使西域，设立河西四郡，不惜代价寻求好马。汉武帝首次派人去现在的伊犁和巴尔喀什湖一带求得乌孙马，命名为“天马”。然后又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发兵十万，使大宛献出了3000多匹汗血马。这些马匹品质比乌孙马更好，于是武帝又将乌孙马改为“西极马”，将大宛马命名为“天马”。在甘肃武威至张掖之间祁连山脚下的大马营草原，设置了第一个官营军马场，将带回来的汗血宝马与蒙古马进行杂交繁殖，培育出后来著名的河西马，又叫山丹马。

　　此后，西域的天马良种，逐渐引入河西走廊地区，繁衍生息，迅速发展。到了西晋，建国在河西地区的前凉政权，驻军武威，以强大的骑兵部队，多次打败了来犯之敌，有力地保卫了西北地区的安全。

　　汉代对天马的喜爱，并不仅仅是为了观赏，主要出于军事需要，由于汉代经常和西北游牧民族作战，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马匹，当时的人们还不懂得为战马打铁掌，因此在沙场战斗中，马蹄磨损得相当快，而一旦马蹄磨损，战马就要退役。天马是山马之种，蹄脚坚硬耐磨，服役时间相对比中原马要长得多。天马又比以前汉朝人和匈奴人骑的马高大，且能走左右摆动的对侧快步，更适合装备全副披挂的重甲骑兵，这就是汉朝人重视天马的原因。同时，在漫长的丝绸古道上，人们渴望着用力量和速度来缩短漫漫丝绸之路，而铜奔马，正好体现了人们的这种向往。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创造，自然也就使它带上了几分理想色彩，因此在武威出土发现“天马行空”的铜奔马，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西汉以后，西域诸国每年都会派一些使团，到中原进行访问和贸易交流。尤其是大宛国每年都向中央朝廷进贡汗血宝马。随着西域良驹持续东渐，地处交通要冲的武威，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逐渐发展成为当时中原地区至关重要的马匹繁育基地。正因武威境内良驹云集、马文化底蕴深厚，两千多年前，凝聚着古人精湛技艺与对骏马热爱的铜奔马在此诞生，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作为东西方交往过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重要载体，马匹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古丝绸之路的兴起，本身就是东西方不断相互学习的过程。作为青铜冶炼的最高工艺代表者——铜奔马，同时兼具东西方“优秀的元素”。

　　武威铜奔马彰显了多民族交流融合的史实

　　自铜奔马出土面世之后，50多年来，学术界对铜奔马展开多学科、多角度的深入研究，学术成果十分丰硕。特别是对铜奔马的主人、身份、年代、出土地和名称等问题众说纷纭、争议颇多，通过对诸多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再一次证实武威铜奔马的出土是多民族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

　　如前所述，铜奔马的铸造与西汉通西域、设立河西四郡密切相关。两汉以前的河西走廊地区生活着羌、乌孙、月氏、匈奴等少数民族，他们的辛勤劳作为畜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河西四郡的设立使国家政权的职能在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领域发挥了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大规模的屯田开垦。据史料记载，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十年间，在河西地区汉朝开展大规模移民主要有四次，先后在玉门、酒泉、居延、张掖、武威等地设立了屯田区进行开发，使得中原地区传统的饮食方式传到了河西，也将游牧式“逐草而居”的居住方式变成了“舍”“屋”，衣着方面由原来的“著皮衣”，转而着布、丝、棉等纺织品。经过汉武帝多年的移民实边政策，不仅充实了河西地区赖以发展的人口资源，还为河西社会繁荣发展和丝路畅通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为较好地安置少数民族，汉朝中央政府设置了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金城属国，给少数民族以相对的自主权。少数民族的技术和文化也传到了汉民族中间，如武威《医药简》药方中“骆苏”就是一种胡药，居延汉简中多有胡市、胡马。汉代对河西走廊的经营，为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原的交往提供了方便。据1992年出土的悬泉汉简记载，乌孙、月氏、匈奴都有专门的“使者”“副使”经河西到长安。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局面在河西走廊长久地保持着。所有这些，使河西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为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铜奔马也是汉代进一步走向开放的象征。虽然东西方交往现象早已发生，但是只有到了汉代，中原王朝才正式开始与亚欧大陆其他国家交往。汉武帝重视发展骑兵、凿空西域起初确实是迫于外患使然，汉初在与匈奴的白登之围中，汉军大败，汉高祖刘邦差点被俘。之后，汉代被迫采取和亲政策与匈奴等少数民族交好，但和亲并不能真正阻止匈奴对汉边地的侵扰，汉武帝深知若要想使国力强盛，战马的素质十分重要，这才开始引进良马，大力发展养马业，并鼓励民间养马。史料记载，汉景帝时西北边郡设立马苑36所，养马30万匹；汉武帝时仅中央直接掌管的军马，就达40万匹之多，涌现出了“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的繁荣景象。

　　随着汉代养马的兴盛，诸多少数民族也加入了养马的行列。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征战河西，战乱中，匈奴休屠王被浑邪王所杀，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磾及其母亲、弟弟无所归依，被送进汉宫。金日磾在朝廷任黄门马监十四年，主要负责养马，“久之，武帝游宴见马，后宫满侧。”而后，武帝见金日磾身高八尺有余、容貌庄严出众，所养马匹膘肥体壮，随即拜为马监，接着又迁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而金日磾因其忠心耿耿、明辨忠奸的事迹也被民间亲切地称为“马王爷”。据《五凉全志》载，凉州下辖的五个县，即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平番等共有马神庙17座，其中多与金日磾生平事迹传说有关。

　　魏晋时期的酒泉丁家闸5号壁画墓前室北壁壁画砖的神马形象也与武威铜奔马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奔跑形态与铜奔马的神韵极为相似，由此可见在汉代养马业的大力发展下，马文化在河西走廊的深远影响以及西北各民族之间互通有无、交流融合的繁荣场景。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单继刚研究员在武威挂职期间，曾对铜奔马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他认为铜奔马的造型来源为改良马。将铜奔马与当时大宛国的天马和汗血马进行对比之后，发现其外在体形体貌差异较大，反而近似于岔口驿马。有学者也认为铜奔马的形体兼具西域马和蒙古马的特征，是汉武帝以来引进西域马杂交改良的结果，这样改良之后，更加便于挽乘和军用，稳定性更高，对侧步走得更稳，符合当时人们的骑乘需求。这一研究成果不仅将铜奔马的造型来源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而且再一次证明了自汉代以来河西走廊就是多民族集聚地。

　　铜奔马“文创热”让文物遗产“活起来”

　　1971年9月，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陪同时任柬埔寨首相宾努访问兰州时，特意到甘肃省博物馆参观文物，郭沫若对武威出土的这批青铜仪仗俑尤为感兴趣，铜奔马更是牢牢吸引了他的目光。这是一只正在急速飞奔的骏马，它的一只蹄子在奔跑中掠到了一只飞鸟的背上，飞鸟惊讶地扭头回望，一个梦幻般的瞬间凝聚成永恒。见过无数文物的郭老惊叹于作品无可挑剔的形体姿态以及完美平衡感，并感慨道：“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就是拿到世界上去，都是一流的艺术珍品。”

　　凭借独特的造型与绝妙的设计，铜奔马深受中外游客的喜爱。2022年6月，甘肃省博物馆设计的一款铜奔马文创毛绒玩具，凭借“丑萌”造型火爆出圈。咧嘴大笑的“小绿马”与马蹄下眼神无辜的“飞鸟”形成反差萌态，一时间荣登多个社交平台的热搜。该毛绒玩具的创意就是源自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铜奔马。随着铜奔马文创毛绒玩具受到一致好评，“神马来了”一系列的铜奔马文创衍生产品也不断冲上热搜。

　　甘肃省博物馆充分抓住了铜奔马正面的“丑萌”形象，以活泼可爱、阳光微笑的萌马形态俘获消费者“芳心”，也使得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一改传统形象，成为每个人身边憨态可掬、触手可得的萌版文创产品。“博物馆+文创”频频吸引公众关注度，为其相关的文创产业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路径。“让文物活起来”的发展理念，以一种接地气的灵活姿态，让博物馆的文化传播变得“更潮更有趣”。

　　近年来，不再出境展览的铜奔马，仍然吸引众多国家游客源源不断地慕名而来，以铜奔马为“镇馆之宝”的甘肃省博物馆成为丝绸之路旅游线上的重要打卡地。与此同时，博物馆开辟的各类线上展览，也让更多海内外观众通过铜奔马了解东西方文明互鉴的历史。铜奔马以其优美的造型、精妙的技艺而享誉全球，在这件青铜艺术品背后所蕴含的是两汉时期河西走廊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印记，它独特的风姿生动诠释了当下的时代价值，它所彰显出的一马当先、天马行空的整体面貌不仅是中国精神的深度还原，更是中华文化符号的典型代表之一。